民国时期太湖湖田的清理

湖田为圩田之一种，又称“围田”、“坝田”，系围湖开垦而成。江南湖田起源于宋代，经近代不断地筑围开垦，20世纪初已有40万亩之多。由于湖田投资少，收益高，占垦业户多隐匿不报，逃避税赋，因此，在20年代开始受到政府的关注。

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设立“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”，因经费短绌，难以开展实质性工作。1928年，为筹集水利建设经费，财政部决定着手清理湖田，专门成立“太湖湖田清理处”，负责此项工作。规定凡已垦熟之田，准许原垦户缴价承领，上缴田价每亩5元，水利费5元，拨解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，全部充作水利经费。

太湖湖田范围辽阔，为彻底清理起见，清理处采取分区登记办法，每区限期为一个月。关于登记种类，凡为湖田不论是陆田、水田、鱼池、桑园、果园，以及有粮或无粮，一律重新登记。有粮田亩必须呈验最近五年粮串，以免蒙混，登记手续是由各占垦业户详细填具登记有粮湖田申请书，呈送清理处或吴江、东山两个分设登记处，听候通知，订期测量。

太湖湖田清理处自成立以来，虽然积极办理登记，但清理工作进展缓慢。多数业户无力缴价，是清理工作难以迅速进行的一大原因，但真正的症结却不在此处。湖田占垦业户不外两种人，一是当地土豪劣绅，二是外来亡命流民。在过去，没有对湖田予以彻底整顿，养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占垦湖田毋需缴价升科。一旦责其登记缴价，强豪者暗中阻挠，良善之辈也相率观望，以致湖田清理成效不大。于是，清理处采取强制性措施，处理刁顽业户。规定凡占垦湖田者，不论有粮无粮，均应一律遵章登记。如有抗拒者，由县政府饬传业户强迫登记或派人接收田亩标价出卖。这一强制性措施实行后，收到了一定的成效。仅吴江县第一、八两区，登记有粮湖田37034亩，无粮湖田10246亩，总计47274亩，约占全数六成以上。湖田清理工作，一时成绩显著。

但是，通过大规模放领湖田来筹集太湖水利建设的经费，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。众所周知，太湖面积广阔，蓄水量很大，对于调节水量，保障周围农田水利灌溉起着重要作用。近代以来，人们追逐眼前利益，侵占湖面，围垦成田，以致湖身狭窄，容量骤减，隐患无穷。1931年，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，一时废田还湖之声高涨。11月，内政、实业、交通三部召集专门人才和各水利机关会议关于废田还湖问题，议定由内政、实业、交通三部会同迅速起草水法，在水法未制定以前，由内政部起草防洪法。水利主管机关，将明显妨碍水利的沙田、湖田、滩地加以取缔；河、湖、沙洲、滩地，凡妨害水流及停蓄者，一律严禁围垦。废除的湖田应免其纳税义务，湖田拆圩尽量在农产收获以后，耕种湖田的农民，政府应资助其另辟荒地，给以生活出路。同时，责成吴县、吴江两县，加派水巡队，按旬巡视东太湖一带，防止私筑围田，治防结合。

1934年江南大旱，太湖水位骤落，围田甚易。1935年3月，有一批客民首先树标筑圩，东起吴江横塌沈家荡，西至叶家荡，南自南浑镇三官堂，北到吴县沙泾港东斜路村、木履村，东西宽18—19里，南北长20余里，圩基底宽3米，面宽1米。其中，雇工围田规模较大的有育字圩2000亩、共成公司3600亩、民生农场3000亩、新顾家荡3000亩、北星圩2200亩、松陵农场2000亩、开南公司4700亩。这次围田面积之广、圩埂之坚、工程之速，绝非昔日一般农民围垦湖田可比，这些围垦侵占湖心，妨碍水道，对水利的危害也是非常明显的。据《吴县志》载，东太湖东西18里，南北20里，经过历年淤涨及人工围垦，再经此次围筑，两岸湖面仅余2里许。东太湖几乎全部被客民围筑成田，围堤横梗湖中，将太湖之水与下游完全隔绝，使吴淞江、娄江水源断绝，不但吴县、吴江一带人民无法引水，下游昆山、嘉定、青浦、上海农田原依赖吴淞江、娄江以及其支流灌溉者，都缺水无法浇灌。受损害农田约700万亩左右，损失不可胜计。假如遇到涝年，上游天目山一带发生大水，奔腾而下，仅有淀山湖、柳湖可以蓄积，根本不足以供宣泄，势必决堤而出，滨湖低洼各县，将被灾受淹，成为水乡泽国。

1935年6月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派代表金家凤、工程师刘衷鳞、江苏省建设厅工程师王师义、吴县县长吴企云、吴江县长徐幼川与地方人士张一鹏等，会同入湖勘察围田，决定强制拆圩。6月9日，吴县县政府执行省政府令派保安队前往横泾，会同第五区区长通知滨湖各乡保甲长，实行拆围。各地乡民，闻风响应，聚集3000余人，至新顾家圩拆除圩堤，后来将拆圩工作分成10余段，责成各保拆除。当地农民因切身利益受至围田之损害，对拆圩积极参与，数日内即全部拆除。同时遣散客民，发给路费。